护国运动爆发时“反袁要电”是蔡锷领衔的吗？——再与李开林、曾业英两先生商榷_唐继尧_领衔人_上海

护国三杰蔡锷、唐继尧、李烈钧

民国的一些报人为了吸引读者，常在一些文章中用方框或三角形代某一个相同的字，让读者去猜是什么字。这些方框或三角形所代替的某一个字其实也不难，一般人读完全文后很容易猜出来。有些报纸还在文末解迷说方框代的是什么什么字，但对于有些读者能猜出的字则不提示。还有一些报纸故意将寻人启示的中的“人”字倒排，开个玩笑，以吸引读者注意。对于这些小玩意儿，读者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是，对于这些方框或三角形所代替字，还真有些人猜错了。李开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12月27日，《时报》刊登的《云南反对帝制二次之电文》中“第一电”中用“□”代替此电的领衔人。2006年，李开林先生在《评唐继尧护国》一书中认为：“因为报纸刊登这份电报的时间，是在袁世凯政府批驳唐任漾电之后，新闻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唐任两人身上，所以刊登时把落款笼统地简写为‘唐继尧任可澄等’，由此又导致电文中‘锷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的主语名字‘锷’，与笼统落款‘唐继尧任可澄等’的第一人姓名不相符合，所以报纸转载时只好把电文中的名字改用‘□’代替。”因此，他猜定□中代替的是“锷”字，并进而断定这“第一电”的领衔人是蔡锷。

源自李开林《评唐继尧护国》

李开林《评唐继尧护国》

无独有偶，曾业英先生也猜错了，同样认为是“锷”字，并在其2023年出版的《蔡锷史事日记》中认为“（1915年）12月27日发表在上海《时报》的‘云南反对帝制之电文’中的‘第一电’，虽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等’，未同时列出蔡锷等三人的名字，实际即朱瑞所说的‘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换言之，该电的‘领衔人’，如李开林先生指出，实际‘是蔡锷而不是唐继尧’”，并将上海《时报》1915年12月27日刊登了所谓“由友人处得香港来函抄寄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等两次发电中央反对帝制之原文”，即要求袁世凯“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的“第一电”和限定袁世凯“二十四小时赐答”的“第二电”作为蔡锷领衔所发的电报，分别收入该书的1915年12月23日和24日条目之中，还特意在转录12月23日“第一电”的文中“领衔人”的“□”旁补入“锷”字。

曾业英《蔡锷史事日记》

为什么笔者认为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猜错了呢？主要理由有三条：第一，经查，此电末的署名既为“唐继尧任可澄等”，就说明此电既是由唐继尧领衔发出的，稍懂套路的人也就可以很容易地猜出，□所代替的自然是领衔人唐继尧的名“继尧”或“尧”。第二，当时上海报纸上刊登的所谓云南反对帝制的“第一电”和“第二电”都是梁启超于计算蔡锷到滇后，即先以所拟原文，交“我军机关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发表的。而梁启超所拟“警告电”原文中此语本来就是“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与文末排序第一的唐继尧正相呼应，也证明此电的领衔人是唐继尧。第三，上海《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收到梁启超提交的由其所拟的“警告电”“最后通牒电”后编为“第一电”和“第二电”同时于1915年12月26日刊出。但刊出时，上海《中华新报》选择照原文登出，故表明领衔人之语是“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而上海《时事新报》在刊登此电时，则玩了一个小花样，用□中代替领衔人。而次日上海《时报》也转载上海《时事新报》上的“第一电”。所以，由梁启超所拟的原电和上海《中华新报》刊登的“第一电”，我们不难确定，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报上“第一电”中的□即代替领衔人“继尧”。

上海《时报》1915年12月27日

梁启超《盾鼻集》

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2月26日

由上可证，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关于云南反对帝制之电文中的“第一电”的领衔人是蔡锷的结论，与史实严重不符。

为什么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都一口咬断定云南反对帝制之电文中的“第一电”的领衔人是蔡锷呢？经查，他们这一结论都来源于“朱瑞所说的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李开林先生认为：1915年12月31日《申报》《再续关于云南独立之官电》所刊登浙江将军朱瑞的通电有“昨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又唐任两公列名漾电各一通”之语，认为：“朱瑞是先收到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漾电，后来才收到唐任漾电，时间差距明显。蔡戴刘唐任漾电……即云南护国起义的真正的第一份漾电。”而曾业英先生也认为：“（1915年）12月27日发表在上海《时报》的‘云南反对帝制之电文’中的‘第一电’，虽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等’，未同时列出蔡锷等三人的名字，实际即朱瑞所说的‘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很明显，正是朱瑞这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之语，引导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将上海《时报》“第一电”中□所隐含的字断定为“锷”，从而得出违背史实的结论。

然而，据笔者查证，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深信不疑，并用作核心且唯一依据的朱瑞这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之语，不仅是一条孤证，而且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1915年12月31日上海《亚细亚日报》上也刊登了朱瑞的这一通电，原文却为：“浙江朱将军电云：敝处先后接云南蔡唐等漾电，当即复电，切实驳责。其文曰：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蔡将军、戴参政同鉴：华密。昨接蔡戴唐任四公列名漾电，又唐任两公列名漾电各一通，披阅之余，不胜骇诧。”经比较，上述两文大同小异，但核心部分存在二处明显的不同：一是《申报》上的抬头有唐将军、任巡按使、蔡将军、戴参政、刘护军使等五人，而上海《亚细亚日报》上的抬头却只有唐将军、任巡按使、蔡将军、戴参政等四人。二是《申报》上的正文中称“昨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而上海《亚细亚日报》上的正文中称“昨接蔡戴唐任四公列名漾电”。同一天、同一地的两种不同报纸上所刊登的同一电中出现如此明显不同的内容，孰真孰假，抑或全是假的，难道不要首先考证吗？譬如，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要从长沙到北京，问于路人，一个说从长沙到北京往南走，一个说从长沙到北京往西走，难道两先生不先弄清楚两种说法的对错就往南或往西走吗？因此，对于《申报》上“昨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和上海《亚细亚日报》上“昨接蔡戴唐任四公列名漾电”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必须首先寻找到“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或“蔡戴唐任四公列名漾电”或六公、七公“列名漾电”的原电，进行考证，得出确凿的结论之后，才能考虑是否采用的问题。然而，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既不重视搜集史料，又疏于对手中已有的史料进行辨伪，轻率地相信本身有严重问题的史料，并以之作为证明命题的唯一的、核心的论据，显然严重背离了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和路径，必然不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

《申报》1915年12月31日

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12月31日

铁的事实证明，“云南护国起义的真正的第一份漾电”绝不可能是李开林和曾业英两先生所谓上海《时报》上署名“为蔡、戴、刘、唐、任”的“第一电”，而是当时云南《共和滇报》《滇声报》《云南公报》上刊登的署名为“开武将军署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漾电（参见本公众号《实事求是：护国战争爆发前夕反袁第一电辨伪》一文）。曾业英先生曾指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抛开史料和史事考证，便写不出任何历史。”本文中的这个案例再一次生动地警示我们：忽视史料的辨伪工作，以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的东西来研究历史，其结果必将如李开林先生所说“无论文章写得多么振振有词，多么娓娓动听，都只能以讹传讹，成为谎言的传声筒，起到歪曲历史真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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